在拘留所得知被抓原因：疑似上访

到了拘留所，管教问我身上和脸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，此时我才知道，自己的脸被罗烈打变形了。管教看我一直在哭，他仿佛明白了什么，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离开了。

在拘留所的七天，那是我永生不敢再回忆的日子：逼仄的空间，多人拥挤的板床，无法吞咽的餐水，解手时被多人围观，被圈养的屈辱。那些经历，每次回忆我的心都在颤抖。

我年幼的儿子看见我被罗列副所长拖走跪在地上时恐慌的眼神，一直在我脑海里。

在拘留所的七天，我一直摇晃着铁门，呼嚎着请求找律师，没人理我。一位大姐见我一直哭喊，便问我为什么喊冤。我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倾吐出来：

2018年3月12日，丰县实验小学放学排队期间，我的女儿嘉嘉两位同班同学发生冲突，一位李姓同学的衣服拉链甩进我女儿的左眼，女儿眼睛受伤后失明，后被鉴定成八级伤残，一年多来，学校一直未妥善处理孩子的伤残赔偿问题。孩子眼睛看不见了，迄今为止，我们仍然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。我和丈夫开始走法律程序。

女儿的左眼永远看不见了

随着女儿视力恶化加剧，2018年7月，我带着女儿去了北京同仁医院，医生告知我们女儿的视力基本为0无法治愈了。我蹲在医院楼道哭了起来。一位同情我的大姐带我和孩子吃了一顿饭，并建议我去国家信访局咨询。

在我从北京回家的前一天，我到信访局反映了女儿眼睛被伤害一事，希望社会可以关注学生在校安全。

在我走出信访局大门后，我被丰县一位赵姓官员拦住。他说：有问题好解决，你女儿的问题，有学校的责任，该赔偿就赔偿，你先回家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叫赵才柱，是我们当地专门安排在北京负责截访的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女儿离开北京回家。

拘留所大姐听完我的陈述，她告诉我：我是因为有信访记录才被抓的。

我问大姐：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，顺便去信访局反映在校学生安全问题。我也没做坏事，抓我做什么?

大姐叹了口气，没有再理我。

走出拘留所，被围堵，被监视，被撤职

3月9号我终于走出拘留所。我瘸着腿，头晕眼花。在拘留所小门，我等着接我的家人。

意外又发生了。

丰县实验小学校领导渠敬衡突然出现，强制把我弄上车，车牌号为(车牌号苏CC900U)的超大面包车，我看到了两个民警和几个校领导。我立刻感到了危险。

他们启动了车辆，我大声呼救。我的丈夫和我妹妹听到了我的呼救，我妹妹拼死趴在面包车的引擎盖上，他们才把车退回了拘留所大门内。僵持近两个小时，我们报警，徐州本地民警来后，他们才放开我。

重获自由后，我立刻去了徐州中心医院办理住院手续，我的身体衰弱到了极限了。

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，幽灵般的盯着我

在我住院的第二天，病房门口出现了多名我熟悉的面孔，他们带着口罩，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，总共有五六个人，我认出来那是丰县实验小学的老师。

我入院的第三天，他们增加了人手，总共超过十人。监视我的人将车子紧停在我家车子旁边。

就这样，一双双阴森森的眼睛，在楼道里，在我家车旁，在我病房，在医院走廊里，跟着我吃饭，盯着我上洗手间。他们像幽灵一样，看管着一个重刑犯人。孩子问我：妈妈，怎么那么多人跟着我们?儿子恐惧的眼神让我心碎。

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监视了，我冲过去问他们：我到底犯了什么法?

他们用无奈的语气告诉我：自己也不想监视我，是领导安排的。

无奈，我们只能选择忍受。我们全家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，年迈的父母在病房和我们一起抱头痛哭。

从3月20日开始，教育局连续几天传唤我，要求我去教育局纪委谈话，我实在害怕他们再次抓我。我真的害怕他们再打我，再把我关起来。

我病的头晕眼花，站都站不住，根本没法上课，我所有请假手续齐全，他们不准我请假，怕我反应他们的违法犯罪的行为，安排了多名领导到学校监视我。

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不停地传唤，批评和谈话，我决定为自己找说法，5月31日，我到江苏省公安厅反映我被派出所副所长罗烈暴力殴打拘禁一事。结果收到了民警给我送来空白的训诫书。